民航总医院杨文被杀案,这几天在舆论场上闹得沸沸扬扬,大家为杨医生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对杀人者孙文斌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讨伐。

 

杨医生被杀案背后,是中国医患关系的无奈和纠结

当然,杀人者定将遭受法律制裁。而就在前天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获得表决通过,该法作出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威胁、危害、侵犯行为重则入刑。

 

相信所有人都对这部法律的出台拍案叫好。但对于这部法律能否杜绝医闹,可能大部分人依然持悲观态度:当然,一部分专业医闹,会因为法律的威慑而有所忌惮。但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另一部分人,依然会因利益等方面的考量,而继续铤而走险。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就会自然而然的把矛头指向医疗体制改革——这么多年,照样是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也依然紧张。从这个角度看,之所以酿成今日局面,根子还是在这医疗体制改革不到位所致。

 

但云石君并不这么看。

 

这些年医疗体制改革,确实算不上大获成功。但这本身并不是改革者本身水平不够,甚至也不完全是利益集团掣肘。实际上,实际上,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医疗体制,才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从医疗体制本身的问题说起。

 

简单的说,中国的医患矛盾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公办医疗体系在价值与价格的背离。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医疗体系是有价值的——而且价值不菲:

 

硬件方面——虽然公立医院的土地都由政府划拨,理论上可视为零成本,但医院大楼的建设,各项仪器设备的采购、维护和更新,这些本身都有赖于真金白银的供应,而且越现代化、硬件设施越完善、越先进,需要的钱越多。

软件方面就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现在哪怕是一个内地三四线城市的三甲医院(这种等级,基本上是老百姓看大病的最低标准,再往下的基本上也就只能看看普通病症了),一个新进入的医生,最少也得是医学专业硕士毕业;而大城市三甲,甚至名牌医院,博士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医学本科是五年制,读完硕士就是八年,而如果要读博,还得最少加上三年。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个具备优秀潜质的医生,首先就要读11年书。

 

这还仅仅只是潜质而已。要想将潜质充分挖掘,成为大家认可的好医生,这位新手医生还得继续熬上十来年,做无数台手术、看无数个病人,写无数篇论文,这才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仅仅只是可能,如果你中间水平不够,或者其他事情耽搁了,那同样有可能一辈子就是个普通医生。

 

从这种经历可知,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是很困难的,优秀医生和名医更是难上加难。作为医生本人来说,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他们要花费大量的学习时间——而且考虑到医生和医学这个专业,对动脑能力和动手能力都有不低的要求,所以这活儿还不是什么人都能干,至少得是高考分数不低、同时具备天分和勤奋禀赋的人才行。

 

本身对人才素质要求不低,求学和专业研习之路又如此漫长,这意味着一名医生的培养成本是很高,能成为优秀医生的人,也十分稀少。

 

医院投入成本高,医生培养成本高,那按照经济规律,这样的医院和医生,也应该实行高收费——毕竟资源的稀缺决定了,想让这些稀缺资源为自己服务,理应付出更多的金钱。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至少并不完全是这样——在中国看病,即便是在顶级公立医院,找名医,挂号费本身也是不贵的。至于医治,虽然往上了整那是个无底洞,但如果只是按基本标准医治,也有医保兜底。最重要的是,中国公立医院必须尽最大能力及时诊治——治不治得好没法保证,但治不治那是没得商量的。

 

这是中国医疗体系和西方医疗体系最大的不同之处。西方医疗体系中,优秀医生基本上集中在高收费的私立医院——价格首先就将绝大部分患者排除在了优秀医生的诊治对象之外;至于公立医院,虽然也有福利性质,但医生水平普遍低下,而且拖延诊治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小病拖到大病,大病拖到死也不稀奇。

 

杨医生被杀案背后,是中国医患关系的无奈和纠结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这是两种医疗体制的不同性质决定的。西方医疗体制,高度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交多少钱享受多少服务;给的钱越多,看的医生越好,诊治越及时。

 

而中国政治上预先规定了,医生和医院必须为人民服务——也就是有医无类。这样的政治要求,使得中国的医疗体制必须向人民倾斜,把讲政治放在经济规律之前。所以,中国的医疗体制,把绝大多数优质资源集中到可以由政府直接掌控的公立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即便是个普通大众甚至穷人,理论上也能享受到顶级意愿优秀名医的及时诊治。

 

这是中国医疗体制相较于西方医疗体制的最大不同。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不同?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医疗这个行业太特殊,事关人之生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决定了,中国政府不能将这个行业彻底放开,让金钱的多少,直接决定人民群众能享受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进而直接决定人民群众的生死。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集中体现。

 

但问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落到现实中,它却违反了经济规律,造成了价值与价格的背离。

 

这就有了看病难,看病贵!其实看病本身并不难,也不贵,只不过是你要去好医院,找好医生,那就比较难、比较贵了。

 

毕竟好医院,好医生就那么多,是绝对的紧俏资源;而政府施行价格管制,不让他用高收费的方式对病人进行分类阻隔,这就自然造成所有人都往好医院挤,往名医挤,这自然造成优秀资源的供不应求。

 

最重要的是,由于政府施行了价格管制,使得医疗体系价格与价值的背离,被合法化。这就使得民众在法理上有了享受优秀医疗资源的权利——说的直白点,我按标准付费了,你就得给我尽心尽力的诊治。

 

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法理上,普通民众也有享受优秀医疗服务的权利;但现实中,昂贵且有限的优秀医疗服务,却注定做不到服务于所有民众。

 

这个BUG怎么解?本质上无解!在吃药方面,国家已经通过药品价格,以及是否纳入医保,来让民众对基础用药和高收费用药做个明确区分,变相让民众明白钱的多少与救命药的效果是挂钩的,国家财政只能保障基本的兜底;而在医院和医生这个层面,国家如果还这么做,那穷人别说吃药受限,连最基本的看病问诊都无法保证!

 

但这样一来,医生和医院的权益就受到了挤压。优秀的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撑,优秀的医生更需要漫长的学习和实践。但他们的服务价格,却受限于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而无非从自己提供的医疗服务中获取让自己满意的回报。

 

这自然就形成了矛盾。

 

怎么解决?

 

杨医生被杀案背后,是中国医患关系的无奈和纠结

当然,国家也提供了一些保障——比如公立医院土地免费划拨,给予一定的财政拨款补助,把公立医院医生纳入事业编制(用稳定性保障来弥补收入不足)。

 

但这些效果是有限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释效果,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医生和医院面临的付出与回报不对等问题。

 

那剩下的,就只能医院和医生自己消化了。这种消化,要么就是医生快速问诊——三分钟看一个病人就成为常态(这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医生敷衍了事,毕竟病人太多,即便这样也满足不了全部需求),对病人态度冷漠(这既有精神长期高度紧张下的情绪化失控,也有为了抓紧时间的客观需求);要么就是医院、医生用其他方式变相提高收入(过度医疗,开高价药等等)。

 

但这样做也有问题:首先,快速问诊,冷漠服务,会直接加剧患者对医生的反感和不信任;其次,开高价药、过度医疗等等,很可能会超出患者承受的极限(当然,就算合理医疗,也有可能超过患者承受力),再加上这种做法明显违法,这自然会让患者及家属感到被坑,进而加剧他们乃至社会大众对医院和医生的敌视。

 

当然,如果最后病治好了,那也就罢了。可问题是,治病不治命,没哪个医院和医生能保证妙手回春。所以,一旦患者花了大钱,费了大力,最后病还没治好,那自然会对医生和医院心生怨恨。如果再联想到自己治疗过程中,被医生三分钟诊断的敷衍,询问时不耐烦的训斥;以及可能存在的高价药、过度医疗等等,人财两失之下,极端行为就有可能出现。

 

这就是中国医疗体制的无奈。在这个体制下,公立医院和医生必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普通民众提供服务;但又无法在其他层面给予公立医院和医生足够的补贴。公立医院和医生吃了亏,又无可奈何,只能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或者违法收费,从患者身上弥补,而这加剧了患者与医院、医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旦激化,就有可能以杀医侮医形式表现出来。法律治得了以谋利为目的的医闹;但对这种由医患矛盾激发,愤怒起来连自己命都可以不要的情绪化医闹,法律就是再严苛,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那么,怎么解决?西方医疗体制看上去是一个办法。说白了,这一套医疗体制,就是直接把人命和金钱划等号。你有多少钱,就能享受什么等级医疗服务;这种差别在法律和道德层面予以确定,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这样一来,医患之间权利和责任的划分十分清晰,自然就减少了矛盾。

 

但这样也有问题:虽然医患之间权责划分是清晰了,矛盾也小了。但民众却在实际上,丧失了看病问诊的资格——西式医疗体制下,公立医院医生人少,水平低,民众去看病基本上都成为拼人品,基本上没有什么靠谱的医疗保障可言。

 

而中国的医疗体制,虽然政治赋予了医院过重责任,赋予了民众超出其物质承受力的权力,进而导致二者矛盾重重,但好处确实却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廉价且相对靠谱的看病问诊渠道。而代价,就是在民众就医服务整体档次有所保证的情况下,偶发性的医患冲突屡禁不绝。

 

如果中国真的想解决医患冲突,那也不是做不到——学习西方医疗体制即可。但真到那时,优秀医疗资源都会集中到高价私人医院。到时候富人自然是无所谓——甚至更舒服;但穷人,别说去碰专家名医的冷脸了,连公立医院里混日子的赤脚医生,可能都得排几个月的队,才能见上一回。

 

总而言之,医疗体制没有尽善尽美,医患冲突背后也自有其因。中国医患关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固然让大众寒心,但这背后,其实也有着诸多无可奈何。根本上,这就是优秀医疗资源的高价有限属性,与普通大众超出自身财富承受力的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二者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其实根本就无法融合,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原则和要求,又迫使二者必须融合。

 

当然,中国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件大功德,也造福了万千没什么钱,却又要看大病的普通民众。

 

但凡事都是有代价的,这种强融,虽然在整体上,保障了普通民众享受优秀医疗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个体层面的医患冲突频发,也就无法完全杜绝了。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客观的说,在现阶段其实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非要解决,那就只能依赖于国家的发展,国家有钱了,能够对医疗产业给予更多的投入,能够财政上给予公立医院和医生更多的补贴,民众本身的医疗消费力承受力也更加充裕,两边得财富分配都合理了,引发医患矛盾的根源才能得到缓解,以致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