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罗马教廷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枢,理论上,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机构,皆为罗马教廷的分支,受罗马教皇领导。到现代社会,罗马教廷与时俱进,在政治上构建了了“梵蒂冈”这样一个主权国家,以便更好的适应现代国际政治。

中国为什么坚持拒绝跟梵蒂冈建交?

当然,虽然是国家,梵蒂冈与一般普通国家肯定是不一样的。虽然梵蒂冈面积不过0,43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鉴于其作为天主教中枢的特殊宗教意义,所以梵蒂冈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和能量十分惊人。凭着全球最大宗教组织的底气,梵蒂冈与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以这种政治形式,负责建交国内部的天主教相关事务。

 

不过,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直到今天,梵蒂冈依然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是保持和台湾建交,并以其特殊的身份,成为台湾为数不多建交国中,最小、却也是最重要的国家。

 

当然,梵蒂冈不和中国建交,也是很好理解的。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官方信仰。而无神论与有神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梵蒂冈与中国不对眼也很正常。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中国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是无神论,但并不代表有神论就不能在中国大陆存在了。就算在建国的头30年,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宗教确实受到了一些压制,但随着改革开放,社会氛围已经大大缓和,官方也允许宗教在主流政治之外的社会层面发展和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政治打压导致中梵老死不相往来,已经站不住脚。

 

当然,近年来,鉴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梵蒂冈也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重视,并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以最终达到与中国建交的目的。但直到今天,双方依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

 

为什么中国与梵蒂冈迟迟无法建交?

 

最直接的原因,是梵蒂冈在公元2000年的封圣逆举。当时的罗马教皇,将一批近代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以及追随者封为圣人,而这些人许多都在当时西方侵略中国的行动中煽风点火,助纣为虐。梵蒂冈的这种做法,自然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鉴于罗马教廷由一项规定,即:教皇无错误,所以即便后来的教廷意识到此举不妥,出于维护教廷威仪,也不可能收回封圣,以至于这批所谓“圣徒”,成为横亘于中梵间的一个死结。

 

但这就是中梵至今无法建交的原因吗?

中国为什么坚持拒绝跟梵蒂冈建交?

当然不是!不错,“圣徒”确实是个麻烦,但政治都是向前看的,这种过去的事儿,从来就是国家决定自己政策的主要依据。举两个例子:日本至今未就侵华向中国正式道歉,可中日早在40多年前就建交了;30多年前,美国刚跟台湾断交,承认一个中国,就立马出台了《对台关系法》,赤裸裸的干涉中国内政,可中国也并没有因此而跟美国断交。相较于日本侵华历史问题,和台湾现实问题,把120个晚清外籍传教士和汉奸教徒封圣,其实政治上的恶劣性并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很多人认为,美国和日本是重要国家,中国不得不打个马虎眼。可梵蒂冈虽不比美日,但其作为全球天主教的中枢,全球最大宗教组织,十亿信徒的精神领袖,其之国际综合影响力,也绝不比印度、巴西之类的准大国差多少。单单120个死人,就成为中梵之间的拦路虎,这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对这段过结有更多了解的朋友肯定知道,这涉及到了中国对天主教的管理制度。

 

在中国,虽然也有天主教,但却是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形式存在,立足于“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在政治、经济上与罗马教廷完全切割,仅在宗教文化方面存在历史传承关系。

 

这无疑是十分奇特的。而这种独立,自然让罗马教廷大光其火。毕竟天主教机构体系的基本组织原则,即罗马教廷对所有天主教分支机构享有最高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不仅是精神领域的,而且具体的教会运作管理,也必须受罗马教廷——即梵蒂冈领导。而中国这种政治、经济切割,仅保留宗教文化传承沿袭的做法,等于否认了罗马教皇对中国天主教的管辖权,这当然与梵蒂冈构成结构性冲突。

 

为什么通行全球绝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会组织规则,在中国却不能被接受?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当年天主教会支持西方侵略,建国初期又煽动教徒与共产党政权不合作,但实际上,这反映的东西方国家、文明体系的深层次冲突。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这种社会组织框架下,中国的世俗政治权力至高无上,作为政治中枢的中央朝廷(政府),不仅有权力管辖任何世俗事务,而且作为精神信仰的宗教,也必须从属于政治权力,由政治权力管辖。

 

这一点,古今概莫能外:

 

在组织机构方面,世俗权力会在政府组织内部,设立专门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比如明朝,就有僧录司、道录司等衙门,归礼部管理;而在现代,则是宗教事务管理局——他们都是政府内设部门。

 

而在对宗教领袖的认可上,虽然中国也认可一些宗教领袖,但他们的宗教领袖地位,必须得到世俗权力的批准和册封,方才具备道德与法律效力:关于比如古代,中原王朝就会册封一些真人、国师,甚至有些荒淫的皇帝,也曾自封宗教领袖(比如著名的道君皇帝——宋徽宗和嘉靖)。

 

而在现代,虽然没有什么全国性的宗教领袖,但对某些宗教,依然会有这种册封程序——比如现在达赖和班禅,就是民国与新中国两代中央政府册封,方才有资格成为藏传佛教的领袖。这种册封,意味着宗教领袖之主要权力来源,不仅仅是自身宗教所蕴含的精神认同,在此之上,还有来自中央的世俗权力的认可——而这才是最高权力!

 

这种朝廷对宗教领袖的册封,就是中国传统权力结构的体现,即——教权臣服于治权,治权管理教权。

 

而在文明层面,华夏文明也是一个典型的世俗主导型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崇尚无神论的世俗思想体系,而非崇尚有神论的宗教——这个在古代是儒家,在当代则是共产主义。而社会的主要资源,也由基于这些世俗思想构建的组织与人把控。

 

关于中国和华夏文明为何呈现出典型的世俗化特征,云石君会在将来的中国系列中详细说明(其实与中国的地缘条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处不加累述。不过这种经典世俗化社会架构下,中国与梵蒂冈,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根本性冲突。

 

首先是教权臣服于治权,这种东方传统,与天主教世界截然相反。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世界都是教权凌驾于治权之上的。当然,现在这套模式已经被抛弃,但最起码,也是教权与治权互不干涉,并行不悖。

 

而册封就更不用说了!中国是中央政府册封宗教领袖,而在中世纪时,西方则是罗马教廷册封各国国王——这完全是截然相反!即便是在现代,教皇无权再册封政治领袖,但西方政治领袖上位时,也都保留着手按圣经宣誓的传统——这起码在形式上表示了治权对教权的尊崇。

 

这就麻烦了。如果天主教是伊斯兰、佛教,或者是同属基督教体系的新教,这些都还好说——毕竟这些宗教体系,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架构,也没有最高宗教领袖——就是有,也都是虚幻的神明,或者是已经死了圣人,反正没活着的。

 

这种结构下,这些宗教的现实组织架构是松散的,也没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权威,所以政治权力可以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保持对他们的控制。

 

但天主教不一样。它有一个活生生的教皇,而且规定了教皇是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那麻烦就来了——当教皇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天主教徒该听谁的?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教权必须臣服于治权,所以绝不允许有另一个独立于自己管辖之外的宗教组织体系存在,除非它愿意接受自己管治——也就是册封,就像册封达赖、班禅那样。

 

但很明显,罗马教皇不是达赖和班禅,它不可能受中国政治权力册封。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不能允许这个活生生运转着的机构,在自己的国民内部,再打造出一套独立于自己管辖之外的组织体系,因此,就必须让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在政治、经济上做切割。

 

这一点,不光是现代,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当年康熙之所以禁止天主教传教,就是因为罗马教廷列出了一系列禁令:要求中国教徒不得祭祖,不得拜孔子,最夸张的是,还禁止悬挂康熙赐给天主教堂的御笔牌匾。

中国为什么坚持拒绝跟梵蒂冈建交?

这就不仅是文化冲突这么简单了,这意味着其认为:中国天主教不应该臣服于世俗权力,这就犯了大忌,别说清朝本就保守,就是再开明的朝代,只要是世俗权力控制国家,都会毫不犹豫的把它打个稀里哗啦。

 

但到了近代,中国的中央权力衰落,天主教于是再度行之于中国——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但随着新中国建立,中央强权恢复,天主教却依然保留近代那套我行我素的做法,所以很快中央权力再度出手,切断了罗马教廷与中国天主教会的联系。

 

综上所述,中国的社会权力架构,乃至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与罗马教廷制定的天主教组织运转体系完全冲突!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教权必须臣服于治权;但中国的政治权力,又远远没有强大到能逼罗马教皇接受中国的政治册封,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同意罗马教会掌管中国天主教事务——这样一来,中梵建交,也就失去了意义。

不过,虽然对中国无可奈何,但在儒家文明圈的另一个重镇——韩国,天主教,或者说基督教文明,却取得了巨大的突破。现在的韩国,几乎已经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基督教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