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从打开这篇推文到现在,数秒内,一个活人就已倒在了血泊之中。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朋友,亦或者家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那个倒下的人,很可能就是你。

最可怕的是,杀害这些人的凶手,可能也是你的邻居、朋友、家人——甚至,就是你自己。

26年前,这样的事曾真实发生、并持续了近100天。一位亲历者曾无力地问道:“当有人举着装有子弹的手枪,站在你身后。威胁你做可怕的事情:比如用刀砍死自己的邻居。不然就开枪打死你。你会听从他吗?”

“他们会在你面前杀死路上抢来的孩子,威胁不听从指令,你或者你的孩子就会有同样的下场。你又该如何拒绝?”

反派死于话多只存在于电影里。他们不会给你时间来听你谈谈自己的想法。除了服从外,你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这场把普通人变成冷血屠夫的事件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桩被联合国宣布为“反人类罪”的种族清洗罪行——卢旺达大屠杀。

大屠杀期间,仅三个多月,不分男女老幼,80多万人被杀害。每十秒杀一人,效率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3倍。不同的是,纳粹多用毒气于集中营内实施集体杀戮,而这近100万人多数都是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一刀刀砍死。

就在不久前(2020年5月16日),法国巴黎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资助卢旺达大屠杀的嫌犯。一周后,另一名嫌犯被确认已于约20年前死亡。于是,时隔26年,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再次重回世人视线。同时,也揭开了一位老人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疮疤。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于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的1994年。那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在谈论辛普森杀妻案。到了年末,世人又争论起了《阿甘正传》和《肖申克的救赎》究竟谁更应该拿奥斯卡。

而对加拿大人罗密欧.达莱尔来说,1994这个数字却在他心里永远烙印下了三个字: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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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的舞蹈

罗密欧.达莱尔的脑海里时常浮现一个画面:到处都是尸体,好多狗在尸丛中巡吠,搜寻食物。

狗吠声和腐尸味,这是达莱尔印象中的卢旺达。而在大屠杀发生的前一年,达莱尔心中的卢旺达却美好无比。

1993年8月的一天,达莱尔接到了一通来自联合国的电话。电话那头问他知不知道卢旺达。达莱尔回答大概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那你就去那执行任务吧。”联合国并没有对局势做详细说明,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情报。因为是首位派遣到非洲的加拿大籍维和司令官,达莱尔还是接下了这个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官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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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联合国维和部队标识蓝色贝雷帽的达莱尔

卢旺达的天气总是如春天般祥和,森林、山丘和湖泊葱绿旖旎,风光壮丽。生活在这的人们并不富裕,但司令官总觉得他们心里有着某种神圣的向往,因为他们神态祥和。

达莱尔觉得自己来到了人间天堂。但他似乎并不清楚,在一张张祥和面孔下,还掩藏着两个民族跨越世纪的恩怨纠葛。这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他们共同生活在卢旺达这片风景秀美的土地上,却你来我往,彼此攻击长达半个世纪。

在达莱尔赴卢旺达任职前,这两个民族已经打了三年内战。司令官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很乐观。因为不久前,图西族武装军和胡图族当局签订了和平协议。双方约定22个月后,进行全国普选,重新选出兼顾双方的新政府领导班子。

达莱尔是被这两个阵营共同请过来执行维和工作的。因为双方随时可能为了争夺席位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司令官要做的,是以一个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让这份和平协议能顺利推行。

1993年11月1日,司令官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处小房间外,战战兢兢地升起了联合国旗。飘舞的旗帜之下,只站了60名维和队员。周围却挤满了持枪的武装分子。这些人是卢旺达政府军和由胡图族激进人员组成的民兵。因人数过多,武装分子甚至站满了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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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彩色服饰的胡图族激进派民兵

举行升旗仪式时,司令官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周围的人开枪了,该怎么办?因为他手下的这60名维和部队成员,多数来自殖民过卢旺达的比利时,卢旺达人对他们只有仇恨。通常来说,联合国并不允许原宗主国在原殖民地进行维和活动,但当时,能提供充足人手的除了比利时外,已无处可求。

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结束后,达莱尔司令官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图西族武装军司令保罗.卡加梅。他希望卡加梅能跟时任胡图族政府总统哈比利亚马纳举行一次和平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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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西族武装军爱国阵线司令卡加梅和达莱尔

会谈选在一个四周空旷的偏僻地进行。会上,达莱尔找准一切机会,跟胡图族当局政府不断强调,和平协议签署了,和平就一定会到来。他甚至在会上说道:希望将就此诞生。

但无论激进派、强硬派还是温和派,所有胡图当局政府的政要们都知道,内战还将继续。因为一场大屠杀正在有条不紊地策划中。

1994年4月6日晚,一架载着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专机,在接近首都基加利机场准备降落时,突然“坠毁”。专机被炮弹击落,总统和机上全部人员当场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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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

总统遇难几小时后,首都基加利就响起了枪声。胡图政府指责是图西族的反政府军为了夺权暗杀了总统;而图西族军方领袖卡加梅则义正严辞地指责,是胡图人中的激进分子杀害了总统,为的是嫁祸图西族,以便赶尽杀绝。

于是,胡图政府军和图西反政府军展开了激战。短短一周内,就有两万多人死于非命。这两万人多数并不是死于内战带来的流弹,而是周围普通人的砍刀。在总统去世一天后,全国的胡图族普通人就很神奇地获得了武器,并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在第一时间向身边的图西族同胞挥起了砍刀。

达莱尔对此并不惊讶。早在总统遇难三个月前,他就知道这天迟早会来。

1994年1月11日,此时距离大屠杀爆发还有近三个月时间。一名安插在胡图族激进组织的线人发来了一份密报。线人透露,这些激分子正在密谋一场大屠杀,并告知了达莱尔司令官,为实施大屠杀事先准备好的武器隐藏地。

这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一个真相:这场屠杀并不是由某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成为导火索,再由此引爆两个民族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而是一场彻头彻尾、事先严密组织的、有预谋的种族大清洗活动。

几乎所有媒体都将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归为总统遇难,也就是1994年4月6日引爆了这起屠杀。但这场屠杀的发生,甚至可以追溯到达莱尔前往卢旺达任职之前。没人知道屠杀究竟策划了多久,它甚至很可能被激进派当作某项政治计划。在它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回到达莱尔,得知存在武器库的那一刻,他立马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决定连夜赶往武器库,取缔这批武器。出发前,达莱尔给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去了这个重要情报。但很快,联合国向达莱尔下达了明确指示:不允许冲击武器库。

达莱尔的副官说: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司令官的报告,或者说,总部的那些家伙,只是假装没有理解,因为胆怯、怕麻烦。

联合国的决定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达莱尔失去了事先阻止这场屠杀的唯一机会。从武器库暴露的1月到矛盾逐渐升级的2月,政府军一直在逐一核查全体国民的身份证,以便记下每一个图西人的住所,为大屠杀做准备。

总统坠机后的第三天,司令官派了10名担任维和部队的比利时士兵保护当时的卢旺达女总理:这名女总理也是图西族,司令官希望她能尽快掌权,并阻止屠杀。当天,女总理和这十名比利时士兵在街上遭到了胡图人劫持,惨死街头。女总理全家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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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大屠杀的卢旺达首位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

当时,卢旺达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些维和士兵总有被杀的一天。因为收音机里一直在宣传,不要害怕这些白人士兵,杀他们几个就自动撤军了。

而利用媒体煽动民众犯下暴行的主要案犯,就是不久前在法国被捕的卡布加。他是“地下电台”——“卢旺达自由千山电台”的主要资助人之一,也是当年在离奇的“4·6空难”中死去的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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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女总理和10名比利时士兵牺牲的报告后,达莱尔马上找到了当时的卢旺达国防部内阁主管。在司令官看来,按这名主管的身份,是能阻止大屠杀的。但司令官却不知道,正是这名主管的上司,前卢旺达国防部长,下令杀死那位图西族女总理和达莱尔的十名维和士兵。这名凶手于2020年5月22日被确认于20年前死于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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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卢旺达国防部长 胡图族激进派核心人物 奥古斯丁·比齐马纳

达莱尔还记得,那天,他只敲了一下内阁主管办公室的门。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径直闯了进去。主管冲了上来,大喊着将他赶了出去,并让他撤走手下的维和士兵。

4月10日,卢旺达大屠杀的第四天。西欧各国紧急撤走了本国居民,也带走了前来保护本国居民的军队。制止事态恶化的最后机会就此丧失。当时,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派出了飞机和2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向达莱尔提出申请,去解救图西人。

“如果当时这些军队能以达莱尔为核心,不出三四天,事件就能平息。”可军队还是走了。走时还带走了全部武器。留给达莱尔的只有不到300人、装备简陋的维和部队。他无助地坐在办公室里听广播。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消息,说在教堂发生了屠杀事件:卢旺达军方将图西人带到教堂,交给激进派的民兵组织肆意屠杀。

教会本可以制止杀戮。只需卢旺达最大的教会说一句敌视图西人有违神的教诲。但教会只是说,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在讲诉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影片《杀戮禁区》里,曾还原过一名年老神父拼死解救图西族难民的经历。当2500名难民涌入一所有两名白人工作的学校后,几乎所有人都惨遭不幸。但仍有人在神父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夜晚,神父用货车载着幸存的图西族妇幼逃离。路过关卡时,面对胡图军官的质询,神父思考着该如何躲过这次检查。不等神父开口,子弹已经射入他的额头。

当整个群体都陷入疯狂后,渺小个体的清醒与努力只会显得格外苍白而无力。达莱尔想明白了这点,为避免无谓牺牲,他对副官说道:你还有妻儿,想回去就回去吧。

副官回答:只要司令官还在这儿,我就在这。

那一刻,达莱尔决定留在卢旺达,战斗到最后一人。

5月19日,星期四。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部遭到攻击。炮火声响起,所有人第一时间都奔下楼梯。他们面如死灰,坐在楼梯口。更准确地说,是坐以待毙。

维和司令部实际上不堪一击。他们没有装备,也没有药品,什么都做不了。所有人都屏息瑟缩,脸上只剩惊恐与不安。看到这样的情形,达莱尔又跑回了楼上办公室。

他翻出了一台小收音机,把它放在地上,给自己的士兵放了一首故乡加拿大的歌曲。鼓点响起,一个略带沧桑的声音欢快地唱道:

我们头戴蓝色贝雷帽奔赴战地

只为使联合国的旗帜再度飘扬

我们站在强大与脆弱之间

站在因战争使得儿童无法玩耍的地方

那里的母亲为和平努力

子弹飞来飞去

饥饿永无止境

我们试图给这个丑陋的世界带来一些希望

屋外街道上堆满尸体,人们手拿武器砍向昔日好友,整个基加利充斥着孩童的啼哭和人们于临死前发出的哀嚎。炮火纷飞中,司令官和自己的士兵拍着手、唱着歌。他们在音乐中舞蹈。

欢声笑语中,一名士兵冲达莱尔喊道:

“嘿!司令官!你知道吗,我们正在祈祷有个和平的周末!”

“哈哈!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可是我们来这里后的第一次啊!”

这是司令官在卢旺达最开心的一段记忆。即便那时,司令官和他的维和战士已经被联合国、乃至全世界抛弃。

同样被世界遗弃的,还有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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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卢旺达

常有人说,一名记者就相当于一支步兵营。大屠杀爆发后,达莱尔不遗余力地用媒体向外界传递卢旺达的消息。

一名加拿大记者感概道:通常来说,加拿大军人从不喜欢和媒体交流。简直到了事后只能拼凑出只言片语的地步。而在整个屠杀期间,达莱尔都对我们有问必答,让我很是吃惊。

记者曾问他为什么在联合国让他撤退时还坚持留在卢旺达。

“撤退就等于告诉他们,我们等你们打完再回来。”

“那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呢?”

“对我来说,能多救一个卢旺达人,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每天都有几万人在被杀。”

“那么我就作为目击者,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众。”

司令官决定做一名见证者,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众。

但这一切,又远非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电台里每天都在说图西人是蟑螂,甚至开始播报政府事先记下的图西人住所,煽动他们的胡图人邻居前去杀死这些图西人,因为要‘杀光每一只蟑螂’。

胡图人将无反抗力的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杀害、凌辱、折磨至躯体变形……

因为要杀的人太多,有时杀累了,胡图人就围坐在一起煮东西吃。旁边是满脸惊恐的图西人。他们跪着蜷缩在一起,像屠宰场里待宰的羔羊,无望地等着这些胡图人吃完饭、恢复体力后,继续屠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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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19日,一名男孩遮起脸掩盖尸体的臭味

到了7月,由卡加梅领导的图西族军队对首都基加利发起了总攻,持续三个多月的屠杀终于看到了结束的征兆,可司令官的精神却在此刻崩溃了。他的眼睛逐渐暗淡无光,像一具空壳,甚至认不清身边的副官是谁。

他时常一个人走在基加利夜晚的街道上,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想着不如在屠杀结束之前,让胡图族把自己杀了。

他为自己在整场大屠杀中始终无能无力感到愤怒、内疚、无望和崩溃。这种状态至今仍伴随着达莱尔。在返回加拿大后,他经常饮酒过量,然后醉倒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一个晚上。开车时,时常想着不如撞死算了。

2004年4月2日,为出席大屠杀十周年追悼仪式,达莱尔重返卢旺达。在飞往卢旺达的航班上,达莱尔吐露心声:这十年来,有时会想回卢旺达看看,但一听到有人提及卢旺达我就受不了。

但他还是来了。

他要进行一场控诉。

2004年春天,卢旺达国立大学的体育场内挤满了听众。达莱尔受邀于此做一场演讲。演讲开始,达莱尔义愤填膺:

“当时列强各国关心的,是南斯拉夫。因为那儿牵扯到了宗教,而且是与欧洲安全保障紧密相连的复杂问题。而在卢旺达所发生的事,被视为种族纠纷,而不是羞辱文明的大屠杀。并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会,卢旺达是黑人国家。”

听到“黑人国家”四个字后,在场的卢旺达人纷纷哽咽。达莱尔的控诉还在继续:

“卢旺达在战略上也不具备任何价值!甚至被认为是人口过剩的国家!”

此时,台下发出了阵阵意味深长的“呼”声。

“因此,本人,罗密欧.达莱尔司令官,在1994年1月以后,也辜负了卢旺达国民的厚望。”

他指责自己的无能,指责西方国家的冷漠。但同时,他还指责了卢旺达。这便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二个真相:对西方国家来说,发生在这儿的事儿不值一提。因为卢旺达不具备战略价值,落后的经济也让它同西方发达国家少有利益牵连。

当所有人,甚至图西族武装军领袖卡加梅,也在指责达莱尔身为维和司令官却不作为的时候,经历了10年精神折磨的达莱尔,终于点破了这个比西方国家袖手旁观的冷漠更加难以接受的客观现实:你的生死存活都无关紧要,因为你落后。

1994年1月,达莱尔向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出那份关于武器库的重要报告时,总部没有理会。于是,他又向驻守在卢旺达的美国大使馆通报情况。当时,有人权组织说美国很快就会派飞机前往卢旺达。但胡图人领导的政府军却对此不屑一顾:“我们这儿既没有石油,也没有钻石。它来干嘛?”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美国更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索沃、索马里和海地,国内则对辛普森杀妻案兴趣正浓。对于遥远卢旺达发生的一切,美国并没有什么兴趣。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得知卢旺达正在发生的屠杀事件后,做了一次发言:“现在全球地区都充满着血腥。从卢旺达到格鲁尼亚。我们是否涉入世界上任何一个冲突事件,都必须视美国利益而定。”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只看利益。这是达莱尔一改加拿大军人常态,积极向媒体传递信息的原因:没人愿意为那个同自身利益扯不上关系的穷国家出兵出力。他只能借媒体的力量,呼吁人们注意到卢旺达,以便寻求转机。

但有一个国家却并没有对卢旺达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甚至不是因为达莱尔的呼吁才注意到卢旺达;从始至终,它都密切关注着卢旺达的一举一动,并主动参与到事态进展。

这个国家就是法国。

在整个大屠杀期间,法国一直都在给策划大屠杀的胡图人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他们还直接出动伞兵,击退了图西族的自卫武装。在屠杀即将进入尾声之际,法军甚至设置路障,让2000名图西族武装军无法及时到位,好让大屠杀继续蔓延……

法国支持胡图人掌权,因为他们是能给自己种咖啡的农民;

法国也不在乎死了多少图西人,因为他们是只会放牧的牧民;

胡图与图西,两个民族爆发的武装冲突,却像是两套文明迟到许久的大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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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与统一

卢旺达人口约700万。这里面,胡图族占全国人口的85%,是土著农民。图西族占14%。他们是后来从北方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此外,还有一个很小的民族群体,叫特瓦族,他们多生活在森林。从15世纪以来,只占14%人口的图西族就一直统治着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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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种传说:

卢旺达的第一位国王有3个儿子,分别叫加特瓦、加胡图、加图西。国王为了挑选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就交给每个儿子一罐牛奶,要他们第二天早上交回来。

贪吃的加特瓦一转身就把牛奶喝光了;加胡图晚上打瞌睡,牛奶泼了,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只交回了半罐牛奶;只有忠诚的加图西整夜没睡觉,守着牛奶罐,所以他交回了整罐牛奶。

于是,老国王选定加图西作为继承人,永远不用干体力活;缺乏自制的加胡图则充当国王的奴仆;贪吃的加特瓦就被抛弃了,只能住在森林里。

这个传说的结尾反映了400多年来三个民族之间真实的生活情形。加图西的后代图西族虽然人数少,却牢牢占据着卢旺达统治地位;加胡图的后代胡图族虽然人口最多,也只能作为奴仆供奉图西族。至于人数最少的加特瓦族,则只能生活在森林,鲜少被人提及。

生产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至于产生的原因,则不是简单的看守牛奶。15世纪末,身处北方的图西游牧民族入侵卢旺达。那时,生活在卢旺达的还只有以耕种为生的胡图族农民。

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面对机动性更强的游牧文明入侵几无反抗能力。更可怕的是,这支名叫图西族的游牧民族早早就完成了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能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此时的胡图族却还是一个个分散的小部落。

打不过的胡图族不战而降,自此将统治权交由图西族。但胡图族的自动让权其实还有着经济考量。

随着图西族一同到来的是成群结队的长角牛。能耕地的牛大大提高了胡图人的农业产量。但牛却只掌握在少数图西人手上。于是,靠着出租长角牛,图西族自然而成地成为了卢旺达的地主,过起了一手收租,一手放牧的小日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农业的胡图族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图西族,也对人口少于自己数倍的图西族掌权少有抱怨。这种农民与地主式的平衡关系维持了近400年。直到19世纪末,殖民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卢旺达先是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一战后,战败的德国没有能力进行赔偿,于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将卢旺达作为战利品,划给了比利时。

自此之后,卢旺达的内部矛盾发生了改变。

殖民时代前,图西族和胡图族除了生产方式不同外,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住同一间山洞、说同一种语言。到了殖民期,比利时人将外表更符合西方审美的图西族定义为高等民族,这满足了统治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图西族人的心理优越感。

同时,比利时对卢旺达进行了意识形态入侵。基督教传入卢旺达。教会宣扬着人人平等的观念。

一面跟饱受阶级压迫的胡图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面又大肆宣扬图西族更高贵。

如果只有前者,胡图人多半会上演一出90年代非洲版的‘打土豪分田产’,然后重新分配生产资料。但加上后者后,图西族过的比胡图族更好不再是因为有牛和更先进的体制,只因为他们是图西族。

在长时间的洗脑下,胡图人逐渐认定了一个观点:要过得跟图西族一样好,靠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牛并没有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光他们。于是,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杀戮不再是单纯地抢夺生产资料,而是为了灭族。

彼时,卢旺达的主导产业还是图西族从事的畜牧业,胡图族在经济上仍依附于图西族。他们还不具备反抗能力。但图西族的畜牧业销售渠道主要通往乌干达等英语区,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国家的不满。

卢旺达有着“千丘之国”的名称,十分适合种植咖啡,而咖啡的销售对象又是法语区和法国本土。一片对法国经济有利的咖啡种植地,被一个跟自己不可能产生利益交集的牧民政权掌握。法国不甘心。它开始扶持卢旺达的胡图族农民种植咖啡。随着咖啡种植的普及,胡图族的农民们不再需要牛了,收入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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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咖啡成为当时卢旺达小农唯一能赚取收入的农作物

就此,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经济依赖开始减弱,并转身依附了法国。于是,他们也终于具备了推翻图西族的能力。1962年,在法国的直接资助下,胡图人推翻了统治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图西族。自此之后,直到今天,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武装冲突仍旧很频繁。但谁对谁错早已无法分辨。

在绝大多数的媒体宣传和学者文献中,都将卢旺达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仇恨引导,这点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要思考,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在和睦相处400多年后,为何还会被西方国家挑拨成近百年的世仇?

这就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三个真相,也是整个卢旺达的真相:胡图族与图西族并不是真由西方国家靠头骨大小和肤色人为划分出来的两个民族,而是存在许久。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两种生产方式。胡图族和图西族,它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国家的两个民族,而是两个民族恰好生活在了同一个国家。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融入进谁。原先放羊的还是放羊,种地的还是种地。只是属于游牧文明的图西族恰巧拥有着胡图族农耕文明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牛。

双方的和睦靠的是一头长角牛,而非出于对某个文明的认同。当牛起不到原先的作用后,势必会为了争夺卢旺达那有限的生存资源爆发冲突。此外,因没有强大而统一的文明力量,借由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原先的阶级矛盾被轻易转化为种族仇视,并直接造成了大屠杀的发生。

我们认同元和清是中国朝代,是因为他们融入了中华文明。而在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很难说有没有形成一个属于卢旺达的国家向心力。

杀死卢旺达好像并不难。

1993年的联合国维和司令官达莱尔没看到这一点,但2004年的沧桑硬汉达莱尔似乎看到了这点。他在承载了卢旺达未来的大学里,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愤怒,也为明明一个国家,却被他人轻易分裂成两个,并由此制造了一场人间悲剧感到悲愤。

他甚至指出了卢旺达未来该走的路:不要奢望他人没有缘由的善意和怜悯,而是要凭借自身的强大与统一,抵御外人从实际生产到意识形态的侵略。

1994年7月,卡加梅领导图西族武装军占领基加利,并很快控制了全国。大屠杀结束。7月20日,新内阁成立。新政府上台后,收缴了数十万在大屠杀期间充当凶器的砍刀。失去武器后,因担心图西族报复,200万胡图人逃出卢旺达,成为难民。在逃亡途中,数千人死于饥饿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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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途中的卢旺达难民

出人意料的是,新上台的图西族政府只给法院押送了300多名大屠杀策划者。那些参与屠杀的胡图族普通人则并未被追究责任。新政府还将国旗上的红色去掉,深怕这个血一样的颜色刺痛卢旺达的神经。同时,又取消了原先国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努力淡化殖民时期被人为划分出来的种族区别。

广播里日复一日,不停地重复着: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卢旺达开始走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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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98年,卢旺达制定了202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2020远景”计划,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信息产业和会展经济,努力缓解能源短缺困难。

2000年,曾率军攻入基加利结束大屠杀的卡加梅担任卢旺达总统,并一直连任至今。在他连任期间,曾多次出访中国。中国资金被引入卢旺达,用来促进当地商业发展,并在农业、基建等各方面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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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和马云

如今,中国痕迹在卢旺达四处可见。各种酒店、学校和医院,以及80%的道路,都由中国建造。中国进入卢旺达后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全长160公里,至今路况良好,保持着“非洲样板路”的美名。此外,中国工程师已经设计和建造了卢旺达最高的建筑,基加利城市大厦,这是一座20层玻璃摩天大楼。太阳下,大厦闪闪发光,如同这个饱受战乱与抛弃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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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加利地标建筑城市大厦又称基加利城市塔

2018年,距离“2020远景”计划截止还剩2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难民问题宣称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是“粪坑”国家,卢旺达也未能逃过川普的这次跑火车。特朗普的谈话被公开后,受到侮辱的国家纷纷要求特朗普道歉。但只有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公开演讲中,坦然接受川普的污蔑,并以此警戒国民只有努力建设国家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经历过大屠杀的卡加梅认清了卢旺达的病根,也认清了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下,卢旺达走起了卢旺达制造的路,并开始实施工业化转型。2016年,卡加梅亲手从穆杭加无人机机场升起了世界第一架医药运输无人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19年,卢旺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生产结构的转型正在解决卢旺达一直以来都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如今的卢旺达,街道整洁干净,人们开始富有,脸上呈现着安详与满足。这份美好,就像1993年,刚来卢旺达时的达莱尔心里认为的那样。

达莱尔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心里的卢旺达,但脑海中的噩梦仍旧挥之不去。那场改变了达莱尔生命的大屠杀,也是每一个卢旺达人都在努力遗忘却又时刻铭记于心的惨痛历史。

时间回到16年前。2004年,司令官重返卢旺达。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自己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回忆体自传《与魔鬼握手》。一名记者问书名是什么意思。达莱尔这样解释道:

“我曾经有两次机会跟胡图族激进派干部见过面。当时我们握了手。干部们的手都异常冰冷,不是因为体温低。那是一种异常生物般的冰冷。他们虽然有着人的外表,但眼睛却不是人类的眼睛。放射着我从未见过的邪恶光芒。那是披着人类外表的魔鬼。”

记者会结束后,达莱尔前往参加大屠杀十周年追悼会。献玫瑰花的时候,广播里念着纪念碑上刻着的每一位遇难者名字。于是达莱尔想起了十年前。当时他也曾亲手触摸过一些遇难者的遗体。那些同样冰冷没有体温的死者曾让他的双手结冰。那是一种刺痛人心的冰冷。

沉浸在回忆中的司令官很快被拉回了现实。他看到人们的脸上是悼念往生者的沉痛,他决定对先前的回答进行补充。

时间点燃一根烟,罗密欧·安东尼厄斯·达莱尔,这位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已经58岁。老人静静地说道:

“如果我真的和魔鬼握过手,那就一定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存在着终究的邪恶,那在另一个极端,就一定存在着善。也就是美好的心灵。”

在拒绝执行联合国的撤退命令后,达莱尔依靠不到300人的维和队伍,努力控制着基加利周围的一些难民避难所,并想方转移难民。最终,他成功挽救了2万多名卢旺达平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