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要离开马来西亚了,而签证页上的选择有限,我决定前往日本。那里与我的研究相关,有令人安心之感,更提供了让中国人自我审视的一种参照。

更新于2020年2月18日 04:16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编者按】本系列是作者许知远近期的旅行随笔。当他在2020年1月前往吉隆坡旅行时,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但国内的疫情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也影响了他的行程。从吉隆坡到槟城、马六甲到东京,他穿梭于历史与现实、边缘与中心之间,试图以外部视角来探究现实中国困境。

 

起床时,我感觉不适。喉咙干涩,体温似乎比平时微热,像是感冒的前奏,也像是昨夜酒精的后遗症。

我开始收拾行李,将口罩与洗手液塞进背包的侧袋。在脚伤的缝线拆除时,我在马来西亚的旅行签证也到期了。我望着公寓露台上的泳池,遗憾于一次未能下水。这马六甲河的一角,总让我想起阿姆斯特丹,水道蜿蜒,或许通向一种隐秘的欢愉。

我没碰到任何类似的欢愉。一家临河酒吧的老板娘,修长、干练,单眼皮上有股俏皮。她喜欢坐在岸边的石墩上,与客人闲聊。我意识到年龄带来的影响,那股莽撞的热情已迅速散去,包着纱布的右脚、不够流畅的英文、以及心中对疫情的焦虑,都成了阻碍。

我也厌倦了这静止的生活,游客式的体验日渐乏味。一些时候,它让你觉得语言与思维都在退化。微信里、新闻里的中国,真切又抽象。你感觉到情绪的剧烈起伏,上一刻,你觉得一切都将很快过去,习惯的生活将会回来,下一刻,你又觉得一切愈演愈烈,不知会以何种方式收场。间歇的,你有某种期待,希望这场灾难能唤醒更多的沉睡者,希望他们意识到公开、透明、独立媒体、公民组织、自由表达不是什么奢侈品,而与他们的生命直接相关。

回到北京吗?感受一下空荡荡的机场与街道,在家里学习做饭、听音乐、读书?这样的穴居生活,会让我发疯。我喜欢孤独,却希望能够随时加入人群。我该怎么应付日常的挫败,拿着出入证进出,每日被居委会打电话询问体温,焦虑地进入超市,觉得四处都有病毒蔓延,担心每一个经过的人,纠结于口罩戴得对不对,触摸了电梯却忘记洗手?我将只能登陆百度,从微信朋友圈获知信息,而那是一个同时制造恐慌与麻木的世界,会让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日渐模糊。而且,除了看到正在发生的荒诞,我将没有任何方式表达愤怒。或许,我还要加倍面对自己的无能。作为一名记者,我未能前往现场,作为一个评论者,又无法直抒胸臆——你可以发出某些议论,却要小心翼翼地回避核心问题。

签证页上的选择有限。新加坡已经拒绝中国护照,美国过分遥远。泰国?我实在厌倦了观光客的生活,而且那里也可能是恐慌的中国游客的聚集地。于是日本成了最佳选择。它又与我的个人研究紧密相关,我正在撰写梁启超的第二卷,正是有关他流亡日本的岁月。被疫情驱赶的我,或许也能体验一点他的流亡感。尽管日本疫情也在日益严峻起来,但东京总有一种令人安心的魅力,地铁的时刻表、便利店的煮鸡蛋、帝国饭店酒吧的whisky sour、骑着自行车的警察、医院护士,似乎都值得信任。

面对突然到来的疫情,日本的反应,令很多人中国人倍感唏嘘。他们在捐给中国的医药物资上写上“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在街头与海边,为中国与武汉大声加油,他们的医院免费收治病人,还刻意隐去国籍,他们为武汉的游客延长签证,当一扇扇国门对中国封闭时,只拒绝过去十四天去过湖北的入境者……

这也是日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矛盾重重的最新例证。任何国家,都很难仅靠审视自身来了解自己,还需要对手或者朋友来确认自己。在近代历史上,没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象征了中国自我认知的纠缠。一开始,日本代表着屈辱与觉醒。甲午之战让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败给英国与法国,尚可接受,他们是远方的蛮夷,日本却曾是中国的仿效者,即使它不从属于朝鲜、越南、缅甸这个序列,也相差不远,被轻蔑地称作“倭国”、“蕞尔小国”。日本撕去了神秘的中国的最后面纱——在她的傲慢与辽阔背后,是无能与虚弱。一场觉醒开始了,在维新者寻求变革中国之道时,日本成为榜样。1898-1911年间,至少有两万五千名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这被称作“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

这段关系在1930年代滑向灾难。一个失控的日本,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在中国制造了无穷的悲剧。在那之后的几十年,刻骨的仇恨,成为中国对日本的情绪基调。再然后,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日本,感慨“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之后,日本再度成为中国的速成教材。战后日本被描述为一个了不起的、值得效仿的经济成功故事。

但这个日本故事因股市与地产的崩溃而终结。中国经济的崛起似乎彻底终结了日本作为榜样的时代。21世纪到来了,东京的商场、旅店与公园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客,《读卖新闻》、NHK上充斥着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报道,中国媒体不断重复着日本“失落二十年”的论调。日本又变成了某种反面教材,评论家们提醒中国不要重复它的经济泡沫与萎靡不振。

中国游客很快就发现,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庞大,他们还是想在大阪买下一个马桶盖,去逛京都的寺庙,感慨日本乡村之整洁、人民之礼貌,追逐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日剧《深夜食堂》。一些时候,21世纪的中国游客的感受,竟与一个世纪前的留学生不无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对日本的诅咒、丑化,无休止地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书本与外交辞令中。人们对日本已然发生的政治与心理变化、多年来对中国的援助避而不谈,把它描述成一个拒绝认错、并随时准备再度威胁东亚和平的危险角色。攻击日本,成了一种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元素。

但近来情况似乎再度发生变化。与美国关系的迅速紧张,拉近了中国与日本的距离。疫情之下,借由社交媒体,中国人看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观。当湖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形同难民时,日本的小学老师却提醒学生,不要因地域而歧视他人。与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恐慌、混乱不同,日本人在灾难面前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镇定,甚至还保持着宿命式的诗意。

我还记得《朝日新闻》2011年3月15日的社论,它写于日本遭遇大地震、海啸与核泄漏之后的第四天。文章以洼田空穗写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短歌开端:“他不断对自己嗫语/孩子与妻子已逝/一个男人穿过燃烧的桥”,以谷川俊太郎的诗句结尾:“孩子们总是很高兴/即使在种种恐怖之中。”

在当时的电视画面中,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有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的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出租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的马桶座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仍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压力下的风度。目睹那些过分镇定的面孔,读着悲伤但节制的短歌时,我也不禁好奇,这是否也蕴涵着一种可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可以在失去至亲时,仍不失声痛苦、丢掉理智?这也令一种神秘主义浮现,日本人是否真的与众不同?

李先生的出租车准时出现在楼下,他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备箱。他爽朗、乐观,是第五代福建移民,也像施医生一样,对于马来西亚的天气很有信心,认为炎热和潮湿能让这冠状病毒无力蔓延。我带着一丝忧虑,抵达了机场,两周以来第一次戴上口罩,那还是施医生慷慨赠给我的,六个一包。

机场内,人群涌动,并没有特别的紧张, 一队空姐从我眼前经过,她们修身的绿色制服,在这一刻曼妙无比。我感到之前的所有不适都消失了,我似乎从一个沉闷的小城,回到了一个充斥着可能性的都市之中,重新进入一种充满选择与流动的生活。我也意识到,我主要的焦虑来源,不仅是疾病,而是我钟爱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消失。它曾经消失过,也必定会再度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