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美国企业中,美国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巨头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们不但是美国经济的宠儿,而且还被西方视作言论自由平台,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工具。人们通过这些平台和工具表达观点、组织活动、揭露腐败。从2008年美国大选,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参与国内外民主政治。这一时代也被称为科技企业的真正解放。但是,2016年美国大选迎来一个分水岭。这些平台的假新闻、不和情绪、虚假账号和数据隐私泄露等问题,撕裂了美国的民主选举。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它们已经失去了对科技企业和网络舆论的控制权。

政治宣传工具

推特和脸书融入政治最早开始于2008年。当时的美国大选候选人纷纷注册推特账号,为自己助选。2009年5月,新上任的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发布《开放政府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鼓励政府机构注册推特和脸书账号,以提高政府运作的协调性和透明度,并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第一个任期,奥巴马和脸书及推特等科技企业的高管互动频繁。奥巴马还曾出席推特等科技企业高管的晚宴,欣然接受后者的政治捐款。他甚至将硅谷哲学运用于执政。

很多情况下,美国科技企业立场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Reuters)

最为积极的还是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领导的国务院,通过开设各种账号,助力美国的外交及外部民主进程。时任美国防长盖茨(Robert Gates)甚至将推特等社交媒体网络称为“美国极其重要的战略资产”。2011年美国助推的中东政治变局中,各种反政府游行就是通过推特和脸书等平台组织和推广的。

但是美国怎么也没有想到,推特和脸书等平台的影响力会在2016年反过来影响美国自己的民主政治选举。自由派掌权8年间,科技企业和美国政界积累的政治善意在2016年大选开始逐渐被侵蚀和瓦解。美国政治精英意识到,恶意行为者可以利用这种“民主社交网络”及其巨大影响力实时传播假新闻和谎言,反过来侵蚀美国的民主。

和奥巴马相比,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出“推特执政”,将推特和脸书的政治权力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成为特朗普“一家之言”的平台。

根据2019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美国成年人当中推特的使用率为22%,和Snapchat(24%)、WhatsApp(20%)等平台的使用率相当。而YouTube和脸书的使用率最高,分别为73%和69%。其中,美国Twitter用户更显年轻,教育背景和收入更高。

2019年6月,该中心的民调报告显示,自2005年开始追踪社交媒体使用率以来,美国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比例由2005年的5%,增加到了2011年时的50%左右,到了2019年,这一比率达到72%。虽然这两年网络社交平台面临假新闻、个人隐私泄露和网络审查等一系列争议,但并没有影响美国成年人对它们的依赖,使用比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2019年8月,就在美国政客就中国香港抗议示威活动密集表达关切的时候,推特和脸书接连协调宣布,封锁其平台上散播有关香港示威的“假信息”。其中,推特关闭963个被认为是“协调性的国家支持的行动”的账户。脸书关闭了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户。它们怀疑这些账号背后由中国政府主导,是中国官方组织或支持的信息战的一部分。

2020年1月1日,香港的抗议者打着英国国旗游行。美国企业脸书曾删除一大批和反对香港暴力抗议有关的“虚假账号”。(AP)

这是美国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客的一种配合。可以说,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并不是单纯的社交工具,而是已经具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传播功能,几乎沦为政客的宣传工具。

平台被滥用 反噬美国民主

谷歌、脸书和推特改变了美国政治竞选方式以及美国人同选举官员的互动方式,主要体现在:直接连通政客和选民,帮助政客绕过传统媒介,通过付费广告或御用媒体,接近和稳住选民;政治竞选团队免费推介自己,扩大选民范围;组织竞选活动,拉拢同心同德的支持者选民;让候选人瞄准目标选民;募款,即通过脸书和推特散播相关具体争议,争取募款;拉近年轻选民;美国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联合集结向政府请愿,以此对抗强大的游说集团和金钱利益群体。

这些都是美国科技企业对美国民主政治较为积极或相对正常的“影响”。但是,随着科技的应用,美国公众逐渐看到了科技企业更黑暗的一面,除了工人利益保护的缺失、效益低下和薪水调低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用户照片、邮件记录、习惯爱好等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转折点便是2016年大选,导火索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指控。

可以说,科技巨头对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不得不查、不得不限制的地步。

脸书和推特等平台的虚假账号和假新闻成为靶子,包括这些平台上体现出的政治舆论两极化趋势。左派呼吁对脸书、推特和谷歌“假新闻”或虚假账号展开调查,并且将“不平等”作为竞选议题,支持对亚马逊和脸书等企业强化监管。

2017年5月,英国牛津大学网络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运算宣传研究项目”(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美国,“谎言、垃圾和错误信息”等传统宣传手法仍在脸书和推特等平台广泛传播,并且受到脸书和推特的“算法支持”。

该研究所教授伍利(Samuel Woolley)将这种形式的宣传称为“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sus),即创造出高人气的迹象,从而使得某个政治候选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政治“生命力”(viability)。技巧便是通过机械人(Bots)或自动账户在推特和脸书等平台点赞、分享或贴文,从而埋没真人、有理有据的“真实”辩论,亦可使得点赞数量等网络支持度看起来大于实际,以此壮大社交网络,创造出高人气的假象。报告指出,候选人在网络的“虚假”支持度能刺激实际的支持行为。

扎克伯格面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监管施压。(VCG)

报告的第二个结论就是,机械人影响信息流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为了特定党派利益,促使每个人放大网络互动,从而将这种虚假宣传看上去“民主化”。机械人的大选影响力很大。机械人不但成为竞选人和公民使用的“网络宣传”的广泛接受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影响政治进程。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俄罗斯黑客利用机械人大军在脸书等平台制造分裂,加剧美国党派分歧。

脸书和推特这些社交平台似乎对平台被滥用无动于衷。比如,脸书将大量的“反宣传”工作交给了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Snopes或美联社这样的外部力量,后者通过半自动“事实核查”团队,将那些火爆新闻报道标注为“真”或“假”。推特的“反机械人”系统在打击商业活动方面比较有效,但对于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自动账户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政府开启全面调查

科技企业的自我审查不主动或不奏效,就只能由联邦政府出面开启外部监管与审查。2018年,国会曾要求谷歌、推特和脸书和领导层到国会出席听证,就科技巨头的主导地位进行答问。美国国会还要求亚马逊就起“脸部识别”技术做出说明。

2019年6月,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对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等科技企业开启全面调查。6月27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中也明确提到,美国政府应该起诉谷歌、脸书与推特这三家科技巨头公司,因为这三家公司涉嫌操纵2020年美国大选,使其朝着有利于民主党的方向发展。他甚至抱怨推特涉嫌遏制阻碍他的账号获得新的关注者。7月,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宣布对硅谷部分巨头展开审查,以确定它们是否庞大到足以抑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程度。

这也标志着美国科技企业面临来自白宫、国会及2020年总统候选人史无前例的反垄断调查。调查具体方向还包括科技企业是否影响了地方新闻业、消费者隐私以及新兴企业融入市场的能力,核心就是它们的“市场权力”,以免这种权力日积月累发展为庞大的“政治权力”。

游说力度破纪录

随着白宫和国会议员开始调查科技企业,专注于隐私立法、网络中立、选举诚信、5G技术和网络安全等议题,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大了游说力度。2018年,微软、苹果、脸书、亚马逊和谷歌“Big Five Tech”(五大科技企业)的游说高达6430万美元,以应对华盛顿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挑战。

只有苹果在2018年的游说支出为660万美元,低于2017年水平(700万)。苹果的游说主要针对中美贸易战,担心贸易摩擦升级推高苹果价格。

微软2018年游说支出为950万美元,高于2017年的850万美元。

亚马逊2018年第四季度游说支出为370万美元,2018年全年总游说支出为1420万美元,超出2017年破历史的1280万美元。游说的主要目标是国土安全部(DHS)、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以及美国邮政总局(USPS)。一些人批评亚马逊,认为它不应该将脸部识别技术提供给政府。特朗普政府甚至成立任务组,专门推动邮政改革,以增加亚马逊的运费。

谷歌和脸书2018年政府游说开支再创纪录。

谷歌2019年1月披露,2018年,该公司花费了创纪录的2120万美元用于游说美国政府,高于2017年的1804万美元,超过了2012年创下的1822万美元的纪录。2018年第四季度,谷歌游说领域聚焦于搜索技术、刑事司法改革和国际税收改革。谷歌一直是华盛顿游说支出最多的公司之一。

脸书2018年该公司在美国政府游说方面的支出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达1262万美元,高于2017年的1151万美元。为了应对个人隐私丑闻,脸书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游说支出高达283万美元。

另外,推特2018年的游说费用首次超过100万美元,比2017年55万美元的水平高一倍。

脸书和推特的游说目标是国会,涉及相关限制网络政治广告的法案或提案。很多美国国会议员认为,2016年大选期间,有俄罗斯人伪装成美国人在脸书和推特购买广告,试图影响大选结果。推特2018年的游说方向还围绕“内容审核”和“选举诚信”的问题展开。

限制科技企业遇阻

从这些科技企业的游说力度来看,左翼和右翼政客开始支持加强对这些科技企业监管,以限制它们的商业、社会及政治权力,绝非易事。而且,在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方面,两党也有分歧。左翼有人支持拆解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右翼有人坚持自由市场原则,主张少监管。

比如,美国政府要想监管或控制脸书内容,就会触及第一修正案的问题,被指打压创新。保守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认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和文化传统,政府没有绝对地权力对网络言论进行监管或规范。《传统基金会》这样的保守智库认为,脸书、推特和谷歌是“私人企业”,不是任由联邦政府或国会摆布的“代理人”,相关监管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原则,而且脸书和推特还没有达到垄断企业的地位,监管不善便会导致它们更多市场垄断地位。

保守派还认为,保护国家免受外部威胁的职责归属于国安或情报机构,以及那些负责监管这些机构的选举官员。而虚假账号和欺骗性的推文不足以达到“网络战”的级别,比如攻击电网和交通等核心基础设施、窃取知识产权、攻击并毁坏联邦政府网络。

所以,科技应用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将是美国未来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无论如何,随着科技的不断应用,美国只能不断适应科技为民主政治带来的改变。科技这只无形的手就如同媒体的第四权力一样,在新时期政治民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